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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印度式袈裟配以中国化面孔，便成就了唐代“丰肌秀骨”的典型代表——彩塑坐佛与胁侍菩萨。“一佛二菩萨”是众多佛教雕像和壁画里相对固定的“搭子组合”，彩塑坐佛与胁侍菩萨能从中脱颖而出成为国宝级文物，其“东西合璧”的文化密码鲜为人知。
作为甘肃省博物馆镇馆之宝，彩塑坐佛与胁侍菩萨的坐佛高130厘米，左胁侍菩萨高183厘米，右胁侍菩萨高180厘米。该造像原位于被称为“中国石窟鼻祖”的天梯山第3窟左壁龛，20世纪50年代，因修建石羊河水库而搬迁至甘肃省博物馆收藏和保护。
彩塑坐佛与胁侍菩萨的主尊坐佛圆髻广颐，其上阴刻水波纹，丰颐秀目，低垂下视，双唇紧闭，流露出一种庄严沉思的神情。身着通肩式袈裟，衣纹呈梯形折出，线条流畅，洗练写实。右手扶膝，左手施禅定印，跏趺而坐。
“水波状的发纹，薄唇小口高鼻梁，这是典型的犍陀罗式风格造像。”甘肃省博物馆讲解员赵兴浩近日向中新社、中新网记者介绍说，犍陀罗国，是古印度十六国之一，由于长期受希腊文化的影响，其雕刻佛像“面形椭圆，双目微高，鼻且直，嘴唇较扁薄，发纹呈水波状……”
赵兴浩说，这说明随着丝绸之路的交流，把佛教文化和石窟艺术带入了整个河西走廊乃至中原地区，传播过程中既有各民族友好平等、和谐交流的特征，又有中国本土特色，比如这一铺造像的面部特征既保留了犍陀罗造像的特点，又已经明显是中国人的大致模样了。
“主尊坐佛经后世多次重妆，彩绘已然斑驳，但比例匀称，体态雍容，仍不失盛唐神韵。”甘肃省博物馆研究部主任、研究馆员李永平接受记者专访时介绍说，左侧胁侍菩萨头挽垂环髻，发绺披肩，面庞圆丰，神情超脱中又露严正；右侧胁侍菩萨发髻耸起，余发呈三绺垂肩，身体肌肉丰满匀称，略呈优美的“S”形，正是唐代“丰肌秀骨”的典型。
“一佛二菩萨”，一般包括主尊阿弥陀佛与胁侍的观世音菩萨及大势至菩萨，也被称为“西方三圣”。李永平认为，菩萨在佛教中被视为护法，“一佛二菩萨”意在普度众生和传播佛教教义，以及在度化中让信众超脱。因此在佛教艺术中，不管是在雕塑或者壁画中，“一佛二菩萨”组合是一个非常多的存在。
东西蜿蜒约1600公里的甘肃，石窟规模宏大，数量众多，内容丰富，历史悠久，且各个时代的洞窟都有不同程度的保存，构成了一部相对完整的佛教石窟艺术史，被称为“中国石窟艺术之乡”。拥有敦煌莫高窟、瓜州榆林窟等众多石窟的河西走廊，又被称为“石窟艺术走廊”。
彩塑坐佛与胁侍菩萨原所在地——甘肃武威市凉州区天梯山石窟，始凿于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北凉，距今已有1600多年，历经北凉、北魏、北周、隋、唐、西夏、元、明、清历代开凿。
李永平说，武威是汉武帝所设四郡中，最靠近中原地区的一郡。从汉代到魏晋南北朝时期，武威都是关中西部最为重要的一个城市，人口众多。从中西亚前往长安的僧侣、商人、使者等，都需要在此进行较长时间的驻留和休息。古代著名的西域高僧、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，就曾在此驻锡长达十余年。
李永平说，作为中国早期石窟艺术代表，天梯山石窟的营造形式，被著名石窟专家宿白先生称为“凉州模式”。据史料记载，北魏灭北凉后，曾经盛极一时的凉州佛教艺术受到重创，数千名僧侣、工匠、知识分子被迁到山西大同，极大影响了云冈石窟、龙门石窟等石窟的开凿，天梯山石窟也由此被誉为“石窟鼻祖”。
“彩塑坐佛与胁侍菩萨主尊坐佛的面相，即是‘凉州模式’中的一大特点。”李永平表示，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，中国隋唐文化的源流是北朝，而北朝的文化源头就是河西走廊，通过彩塑坐佛与胁侍菩萨这组雕塑，我们从中可以清晰地理解到，古代中国东西方文化之间的这种深度交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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