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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王峰北京报道 曾博当一名大学教授的理想恐怕将遭遇波折。
他今年在北京一所985高校博士毕业，北京高校教师职位竞争激烈，曾博退而求其次，决心回老家河南任教。但求职时，曾博发现省内知名高校的竞争同样激烈，于是他决定再退一步，选择当一所高校的行政人员。
“我打算先搞定一份有编制、稳定的工作，再找机会转成专任教师。”曾博说。
但打击很快到来，近日，河南省教育厅印发《关于做好2023年下半年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公告》，规定有条件申请高校教师资格证的人员中不包括行政人员。
就业形势严峻，再加上高校职位日趋饱和，像曾博这样的博士“降格”做行政人员的现象越来越多，如果阻断他们转为教师的路径，将对他们的职业发展带来打击。
“忙忙碌碌，又味同嚼蜡。”四川某民办高校副教授胡岩回忆自己在行政部门工作时的感受，他在行政部门任职10年，做到了科长，在晋升机会渺茫的情况下选择转为专任教师。
多位高校行政人员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，高校行政岗位工作忙碌、薪酬不高、晋升瓶颈明显，很多人因此产生“职场高原”现象。
现如今，在一些高校行政人员不允许再申请教师资格证背后，更应重视高校行政人员的生存状态。
各省份教师资格证一般每年申请两次，当前正值秋季申请时段。
但高校教师资格证与中小学、幼儿园教师资格证明显不同，其不对社会人员开放，而只面向高校在岗或拟聘任人员。
高校教职员工一般分为四个序列:专任教师、辅导员、行政、工勤。
按照《教师法》，我国实行教师资格制度。《教师资格条例》则规定，中国公民在各级各类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中专门从事教育教学工作，应当依法取得教师资格。
因此，在各地文件中，行政人员、工勤人员往往被认为不属于“专门从事教育教学工作”，而不被纳入高校教师资格证申请人员范围。
21世纪经济报道梳理了北京、上海、河南、福建、江西、吉林、湖南、海南、宁夏、甘肃等省份2023年高校教师资格认定公告，大多数规定申请人员为专任教师、专职辅导员、高等学校附属医院临床教学人员。
比如，9月26日，河南省发布《关于做好2023年下半年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公告》，提出河南省2023年下半年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的范围是:省内高等学校在职或已签订聘任协议专任教学人员、专职辅导员，省内高等学校附属医院临床教学人员。
有的地方规定得较为模糊，比如，北京规定的人员为“在北京地区高等学校专职从事教学工作、拟受聘于高校教师岗位”。
北京市一些接受认定委托的高校则细化了规定，比如，北京工商大学规定为在高校教育教学岗位工作的在编专任教师、高校辅导员，并明确规定:高等学校教辅人员、工勤人员、行政人员，不能认定高等学校教师资格。
有些地方则没有明确限制身份，而是限制行为，即是否从事教学。比如，上海规定，聘用岗位非“教学”、“科研”、“专业技术”岗位的，申请高校教师资格一律提供教学任务书。江西规定，申请人须“系统讲授教学计划内一门以上理论课程”。
“行政与教学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岗位，分工不同，教师资格证就是面向专任教师而不是行政人员的。客观上来讲，行政人员考取教师资格证的难度也更大。”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。
储朝晖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，“另外，这也与一些高校愿意将资源向教师倾斜相关，毕竟代表一所高校学术水平的主要是专任教师，而不是行政人员。”
但现在，一个新的现象出现了，越来越多的博士毕业生成为高校行政人员，他们只是把行政岗位当成跳板，未来还是想重回专业领域，成为一名教师。
以前，不少行政人员读完博士学位后，会选择转换职业赛道，成为一名专任教师。
实际上，有些地方的高校教师资格证制度不仅将行政人员挡在门外，对专任教师也不友好。比如多地多校规定，申请人不仅要“在岗”还要“在编”，有的地方规定劳务派遣教师不能申请，而很多青年教师入职后并不能立刻进入编制。
让曾博稍感安心的是，教师资格证并不是高校专任教师获聘的前置条件，他可以先转岗为专任教师，再申请教师资格证，“先上车后补票”。
胡岩则采取了更激进的办法，只有硕士学历的他，在已经当上科长的情况下，毅然申请转岗为辅导员，再转为一名专任教师。谈到为什么要逃离行政岗，胡岩坦言进入了“职场高原”。如今的胡岩，完成了博士学业，是一名副教授。
但是，对于很多想要从行政人员转岗为辅导员的高校人士，新的职场道路能否就此打开，尚不能保证。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后发现，现如今高校对于辅导员的考核也越来越严格，一些高校把辅导员的“入编”与考核密切联系起来，他们也面临较大的压力。
高校行政工作纷乱繁杂。胡岩所在的高校有1200多名教职员工，其中专任教师900多人，行政人员只有150多人。
由于人数有限，行政人员几乎一人分饰多角。
胡岩曾在二级学院办公室工作，身兼行政秘书、教学秘书、科研秘书、资产管理员、网站管理员等于一身，学校的校办、教务处、学工处、资产办等职能部门给院系分配任务时，都会落到他一个人身上。
与专任教师相比，行政人员在薪酬收入、职位晋升、职称评定方面都稍逊一筹。
行政人员的职级职务数量具有严格的比例限制，呈金字塔结构，职级职务越往上，相应的岗位数量越少。一般一个职能部门，处长、副处长、科长、副科长一般分别只设一人，其余人员全部为科员，岗位少而参与竞争的人数又多，晋升空间狭窄，“僧多粥少”矛盾突出。
西部某省份规定，硕士生毕业进入高校行政岗后一年任八级职员，八级职员任职满三年以上才有资格晋升为七级职员。而在专业技术岗，硕士生毕业两年就有资格晋升中级职称。
很多高校行政人员的职场评定参照专业技术人员的标准，主要考察论文、课题等指标，这对行政人员评选高级职称非常不利。如今，一些高校已甚至禁止行政人员评选高级职称。
胡岩在几年前就当上了所在高校的学生科科长，但他随后发现进入了职场高原。所谓职业高原，是指在组织结构扁平化、精简化的环境里，人们在职场中产生较强的挫败感和危机感，比预期更早地进入职业发展停滞期。
“我很早就评上了副高职称，但随着学校进行薪酬改革，行政岗位等级最高只到中级职称，我就不再享受副高职称的薪酬待遇。”胡岩说。所以，虽然艰难，但胡岩还是选择并实现了转岗。
对此，有专家建议深化人事制度改革，设置单独的行政专业序列、安排副科级科员职位等，为高校行政人员开拓职业发展空间。
比如在就业指导领域，国务院办公厅2022年5月发布《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》，提出高校要按一定比例配齐配强就业指导教师，就业指导教师可参加相关职称评审。
现实中，就业指导教师往往由辅导员或行政人员兼任。“就业指导教师是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关键队伍，通知提出的举措，解决了高校就业指导部门多年来的痛点，有利于就业指导教师队伍的稳定和专业化。”某部委就业主管司局相关负责人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。
储朝晖介绍，国外大学的行政人员与专任教师之间，在职业发展方面也存在一定差距。在众多矢志学术的博士生成为行政人员的情况下，储朝晖认为，他们应更加明晰自身能力、志向和定位，理性选择不同的岗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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